五四启蒙研究愈来愈遭遇尴尬的境地。西方不认同五四启蒙者阐释的西方，认为那不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是到西方去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以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认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在西方武力入侵之前业已存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视自身的现代性经验，是对传统的割裂；西方中心论者则认为自鸦片战
尽管没有学者愿意被贴上各种派别标签，但不可否认，不这样分类就无法说清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五四知识分子所引入的异质文化坐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在参照中形成了自己的启蒙话语？
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必须是，启蒙在中国的涵义不可能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理论提升，而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产生于欧洲生活世界的文化价值，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划分认识领域与理解自身的方式。尽管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有着异质文化入侵的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独特内涵是建立在自己的学理基础和生存土壤之上的。在西方普遍话语逻辑内部寻找中国启蒙的自身问题，乃至把中国当成病灶，把西方当成药铺，当成批判中国错误的真理来源，不但粗暴地遮蔽了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无法开启我们掌握自身特殊性的契机。只有把自身与他人都视为多样性，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才能发展出一个不被西方垄断以及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
那么，近几百年来西方思想史的基本主题是什么呢？是圣经中的先知和使徒的思想传统与近代哲学、科学思想就活的真理问题发生的持续争辩，是新兴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古老的神性精神的持续碰撞。西方启蒙运动并不是如简化历史者所概括的那样只是反基督精神，而是一直进行在与基督精神的对话、抗拒、冲突当中，展开对人的复杂认识，只不过着眼点由神转移到了人身上，思想在碰撞中形成了新的向度。在中国，自由、启蒙、理性、革命等很多话语显然都是由西方思想史中直接拿来，或是由日本这一中转站间接引用而来的。当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将这些话语与自身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将之作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思潮支持的时候，却几乎无视与它们持续对话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实际情况却是，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理性启蒙这两个在发展中持续争辩的对立思潮在国内几乎同时形成了平行引介的高潮。西方启蒙与反启蒙，基督与反基督等精神资源统统被吸纳过来，在无意识中，或者说消化不良的状态下，为拯救黑暗中的中国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启蒙思维，一种不成体系的自主质疑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一种争取独立自主，反抗权威，乃至自称否定的境界中流动，它没有西方原创性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对话语境，因而也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儒家的，因而从儒家的发展脉络里寻求自身启蒙的话语谱系显然也是不真诚的。在东西方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在一代代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中，这样的启蒙方式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成为中国近现代启蒙的特点。
在中国人文研究领域，五四启蒙话语的阐释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呢？答案不仅令人失望，更有许多节外生枝的意义被自我繁殖和衍生出来。这促使五四启蒙的话语意义通常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被当成各种标签沿用，很长一段时间规定着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和方法。其实，仅就"反传统"而言，我们就可以追问，五四启蒙运动果真宣布传统已经死亡了吗？中国自主质疑式的启蒙运动同样是在与逍遥式的东方传统精神气质的不断对话中逐渐展开的，被启蒙者宣布打倒的儒家等中国传统，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基督教在启蒙理性中的存在状态一样，只是一种隐匿？而当"批判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制度"、"表现了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反映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诸如此类的外在价值表述，统统被认为是来自于五四启蒙话语时，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中，就墨守成规地拥有了一种必须坚守的政治立场、无条件遵循的"话语伦理"和应当具有的"现代性"心态，最终构成一种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并通过教育渐渐渗透到新一代的学人心中。这让人不由地联想到五四时期那些动辄批判、自以为是，为他人定罪的断语竟如此这般被一脉相承下来。毫无疑问，这些障碍住了真理的话语绝不属于启蒙话语的范畴，而只是一些具备"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意义性说辞。因此，有必要将五四启蒙话语从斑驳复杂的文化景象中剥离出来，仔细辨析，时刻警醒，澄清原义，归向其初熟的果子，而不是在历史之流中扭曲了本来面目，演变成新的流弊和罪恶。
为此，我们应该尝试将视线转向五四经典启蒙话语的意义之外。
譬如，关于进步的迷思，在近现代中国的启蒙潮流中是如何被引申的呢？严复在《天演论》中曾特别强调生存竞争的残酷，而没有注意到达尔文关于生命演化的观念，这种残酷被认为不只存在于自然，更存在于各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写道："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仔细想想，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一连串的假设，假定认为进化可以产生确定的结果，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而在达尔文看来，生命之路不只是进步，更是演变，它是没有最终目的的。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并不是自然界普遍的铁律，把"进化"说成趋势根本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演绎出来的神话。人类生存期间极为短暂，把自己说成是进化的目标，这是人类天生优越感的体现。用"最高级"、"最低级"来划分生命，其动因和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夸大人类的复杂性，简化其他生命形态。而达尔文告诉我们的恰恰是要欣赏差异，警惕那种越复杂就越了不起的错觉，复杂只是一连串的意外所造成的结果而已，因此，在众多的物种当中，人类只是个意外。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都不应是启蒙应有的姿态和内涵。对进化的理解导致了五四启蒙一个最偏执的后果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又顺理成章地引申出了纯粹的现代理性主义观念--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终极目的，并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走向这一目的。
其次，另一个五四启蒙的经典话语是改造国民性。"国民性话语"无法绕过日本对中国的他者认识，即透过日本怎样看中国，来发现日本是怎样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日本是为寻求西方模式的承认，还是对中国的不承认的问题。甲午战后，日本成为一个使命感很强的国家，针对亚洲的命运，日本必须关注并研究中国，通过拿中国当作坐标系统来参照比较发现自己的特点。他们首先发现并强调中国人的特点是：没有国民观念，懒惰肮脏，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鞠躬卑膝，注重虚礼，一盘散沙等等，从而显示出日本人的干净勤劳、团结爱国。这种为显示自己的优越性，极力贬低中国，源自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得到了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从一开始就接受他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自己的存在是负面的，从而影响了之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启蒙乃至社会革命。
这里需要分析的是，西方对亚洲的现代化冲击，表面上主要体现在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它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把传统活动中的农民训练成工人，很显然，这需要把一些新的时间和新的精神结构强加到他们头上，造成对其精神必然会有的新冲击。日本在向西方学习，加快自身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视仍浑然不觉地生活在完整传统时间内的中华民族为懒惰、一钱不值的民族，而实际情况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还不适应这种表面化的"现代"生活，而从传统农业文明循环性的时间向度和精神结构来看，中华民族不但有勤劳勇敢的悠久传统，甚至是世界文明的领先者。正像最初日本刚刚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压力的时候一样，由士大夫脱胎而来的某些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这种压力和差异，但是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并没有在新的世界观中被消除，而只是发生了位移，并由这中心位移感带来了巨大的焦灼。这使他们很容易以一种承认国民劣根性的方式认同日本在中国面前的优越感。
当将视线转到五四启蒙话语意义之外，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求五四启蒙话语的最初感性，而不是不知何时变成了本义的精神引申。如果尽量回到五四知识人的精神原点，就会发现他们呈现出的均是极具个人化的启蒙思路，是作为个体的启蒙者与历史的对话，与传统的对话，并且对话的基础是困扰生存的精神冲突问题，而不是由民族冲突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的表象。比如，鲁迅以一种"承受痛苦"而不是"讲授痛苦"的姿态展现中国人的生存之路，而不仅仅是批判国民劣根性；周作人以一种化在文学中真诚地求活的姿态展开形而下的生活启蒙；胡适由"通过语言"（through language）到化"在语言中"（in language）两个阶段来互动进行语言启蒙；陈独秀革命式启蒙中蕴含的神性之维，使他与中国历史上的历代革命者有着巨大精神情怀上的差异--既非为了一种革命事业，也非为了一种历史的社会使命，更非为了印证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出于挚爱与希望，出于对人类前途毫无所惧的信赖感，才成为革命家。这一切都是启蒙者在自己独特的生命激流中寻找照亮人类晦暗精神世界之光的心路历程，只有拨开那些被称作是政治、社会、伦理、思想的层层文化表皮，探入到启蒙精神的内核，才能使之由那最柔软最透明的人性之膜的包裹中砉然而出。
五四启蒙话语的生命力恰在于并不是如期盼的那样具备内聚力和共同点，而是具有种种多样的复杂性，但是当它们进入文学领域时，却同样形成了几乎单一的主题，人的发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还是先看一下人本主义的"人"在西方文化逻辑里是如何被发现并确认的。是离开上帝后的欢乐颂、人性战胜神性的凯歌？还是对人的本性恶无法做出说明、找不到力量来克制的无措感？这种疑问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使"人的觉醒"在西方文化里始终是一个悖谬的谜。一方面，人认识到人世的恶和生存世界的荒唐；另一方面，人又无从解释人世的恶和生存的荒唐。在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看来，人处身于罪的沉沦与上帝的拯救的中间状态。人的自由意志属于坠落与得救的生存抉择，人生的潜在可能性恰恰在于光明变黑暗，天使变魔鬼的辩证法。西方启蒙企图制恶魔和人性罪于死地，结果却将自己的防护屏障--神道打破了，从此失去了精神和文化的平衡。
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无疑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人的各种诉求似乎都可以合法自然地用文学来展示，毫无节制地恣意而为，个人沾沾自喜地躺在自然人性上高枕无忧，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偶像之后成为多种偶像崇拜中的新权威，过分张扬的自由意志膨胀为新的上帝。这种在人的罪性沉沦中的自我争斗，仍然是在人的可能性中发生的，在人性的土壤里生长的。中国制度的变革，现代性的发生正如人的欲望的左右摇摆，始终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政治文化语境的产物。历史最终目的决定论和民族危机所带来的强国保种等庸俗社会思潮使启蒙者各自生命之流中体现出的多样性不但没能分配在不同的文学形态中，反而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人的文学"因而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忏悔意识，自我意志膨胀得如风吹过般地顺利。
上述回归感性的尝试性分析所做的目的无非是促使对以下两个问题做积极的重新思索。首先，现代性的主体问题。这不是西方、东方谁影响了谁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内部的问题。文明多样性背后反映出来的所谓互相影响和渗透，其实正是对人自身以及对应于他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的不同思考方法，而支配不同思维的实质是每个文明独特生存土壤的背后指向的是共同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环境底下看似各自发展出来一套解决它们自身问题的独特方法，其实背后思考的结构、模式，解决生存冲突的精神规则，全人类都是很相近的。只是在五四引进的所谓进化意义的时间观念内，仿佛是低级文明被高级文明现代化了而已。
其次，启蒙与文学的关系。毫无疑问，20世纪以来，现代性、进化论、启蒙论、革命论等诸多观念不知不觉中进入到文学领域，对审美性进行无情地渗透和改造。这些观念一直被默认为是五四启蒙话语的重要构成，如果从五四启蒙话语的意义之外来透视启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文学应该是人类灵魂和命运的独特密码，而不是认知与道德领域的事情。它体现了人类心灵的绝对的个别性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奇妙的沟通，通过文学形式，我们不需要知识和道德就可以获得对世界普遍性真理的非知性、非道德的把握。而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引发的剧烈范式变革，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历史遭遇到了思想史中同样存在的问题，人们想的事情不一样了，而是生命活动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历史性变化。过去那种心理结构在新的历史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心理经验，而且心灵本身有了新的形态。
（本文编辑 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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